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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微企业融资难是世界性的时代命题。十余年的实践佐证，聚合模式为解题提供了新的可能。我相信它的潜能不止于此：未来，通过延展聚合的界限，聚合模式能够帮助金融服务机构辐射更广泛的普惠金融人群，比如通过引入助农机构、公益性团体，孵化低息信贷产品，为农村振兴发展融资缺口提供解决方案。如此，甚感未来可期。

澳大利亚AMP资本投资公司经济师沙恩·奥利弗说：“这听起来自相矛盾。许多人在谈论贸易战，这显然应该会影响贸易，但我们的贸易顺差却创了纪录，远远超出所有人的预期。文章指出，作为美国的盟友，澳大利亚的贸易状况着实不同寻常。美国一些盟友已经受到中美贸易争端波及。德国6月出口额同比下降8%，经常项目顺差也有所减少。

到了2011年、2012年，我们的人口负担系数到顶点，储蓄率到顶点。到2013年，劳动力人口总量到顶点，2014年我们流动性劳动力出现负增长，农民工外出打工总量连续几年出现几百万的下降，供给到了顶点。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什么？刚才我们的报告里面看到，总需求很猛烈，按照我们中央的说法，下行压力在不断加强。我们看到技术冲击很猛烈，现代化的生产体系，技术替代劳动力已经发生革命性的质变，我们的劳动生产效率本身提升得非常快。

在经典的税收学原理中，增值税是一个“好”税种。一个好的税种至少要满足两个基本准则：弹性和效率。弹性是指这个税种不仅仅能够在当期筹集财政收入，还能够与经济发展速度动态匹配，中国历史上不满足弹性准则的税种，最典型的就是针对土地的“田赋”，一旦经济发展模式由传统农业转移到工商业，这类税种就无法筹集到足够的财政收入。效率准则是指这个税种不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太大的扭曲，例如不会引发资本逃逸、扭曲商品价格、降低劳动投入等等。增值税能够同时满足弹性和效率两个准则，增值税的计税基础是商品的流通价格，经济越活跃，商品价格越高，相应的税基也随之扩大；增值税实行进销项抵扣模式，税负层层转嫁，只要价税能够分离，就不会对企业利润产生影响，也自然就不会影响企业的生产行为，保持了较好的中性。

除减税降费外，今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另一大亮点就是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，严禁各部门铺张浪费。刘昆表示，2019年中央部门带头严格支出管理，除刚性和重点项目外，其他项目的支出平均压减幅度达到10%。地方也加大了一般性支出压减力度，按照要求，压减幅度力争达到10%以上。

据长沙晚报报道，6月28日，按照长沙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求，长沙进一步明确了人才购房要求，确保调控政策精准落地。报道援引长沙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的话称，经长沙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研究，长沙市域范围内用人单位引进的国家“千人计划”“万人计划”专家、“四青人才”、湖南省“百人计划”专家等高层次人才，由省委人才办函长沙市委人才办出具证明，可购买首套住房。